第199章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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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敏感与忠诚的前提下，去寻找那些与其他地方读者产生共振的深层经验。
    比如，老龄化丶城市孤独丶家庭结构的变形丶工作的空洞化，这些问题在不同社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却有某种共同的底色。
    如果日本文学能认真地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急于将它们包装成「日本特产」，那么它自然会在世界范围内找到读者。
    当我被问到「你如何看待日本文学的未来？」时，我常常感到局促。
    因为「未来」这个词，对一个已经年过花申的作家来说，总带着一点不诚实。
    我所能观察的，只是一些模糊的趋势与几个具体的面孔。
    我反而更害怕是两种忘记：一种是把过去擦乾净，还有一种是把今天的痛说成了个人不够坚强。
    如果文学顺从这种遗忘，它会变得非常轻，轻到可以被任何风向带走。
    我担心的不是文学变得娱乐化，娱乐并不一定是罪，而是它在娱乐的同时，失去了作为见证者和提问者的能力。
    同时，我也看到一些希望。
    这些希望并不体现在宏大的文学运动或口号里，而是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写作者身上。
    他们有的出身于大城市，有的来自地方；有的人在大学里学习文学，有的人在便利店夜班间隙写稿；有的人写战争，有的人写工地，有的人写育儿与衰老。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急于给世界解释「什么是日本」，而是从容地写他们眼前的生活，相信真正重要的东西，终究会穿透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抵达读者。
    我相信，日本文学的未来不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属于某一条单一的道路。
    它会像这个群岛的地形一样，有城市和乡村，有中心和边缘，有主流和地下，有严肃小说和类型文学，有纸本和屏幕。
    真正重要的，是在这片看似喧嚣的版图上，是否还保留着一些安静而固执的声音。
    在斯德哥尔摩的这几天里，我身边有一位同行的作家。
    他比我年轻许多，来自我所熟悉的那个大都市，却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的方式，观察着这个国家。
    他叫白鸟央真。
    我在之前的场合，已经谈到过他的作品。
    今晚，在这属于诺贝尔奖的讲台上，我并不打算为他做宣传。
    文学不是商品展销会，这个讲台也不是GG牌。
    但作为一个已经写作了大半生的人，我有权利在谈论「日本文学的未来」时，提到一个我亲眼看见丶并愿意托付希望的名字。
    白鸟所写的那些故事，乍看之下与我这一代人经常书写的题材相去甚远。
    他写偏远小站的站务员，写以清洗遗体为职业的年轻人，写便利店夜班的女人，写被时代抛在后面的艺妓。
    他笔下的日本，不是政治事件的日本，也不是经济指标的日本，而是一个个在日常劳动中默默耗费自己生命的人。
    在我阅读他的作品时，最打动我的，并不是某种所谓「新技巧」，而是一种朴素而坚决的态度：他拒绝让这些人物变成悲情的装饰品，也拒绝把他们浪漫化为「时代的隐喻」。
    他只是固执地写他们每天如何起床丶如何穿衣丶如何在工作中犯错丶如何在深夜独自回家丶如何在某个瞬间意识到自己被世界忽略。
    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描写里，我看到了文学最古老也最难的部分把一个人从「角色」重新变回「人」。
    有人问我：「你觉得白鸟代表日本文学的未来吗？」
    我的回答是：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代表」一整个文学的未来，但某些作家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走在前面一点，用自己的写作试探出一些可能性。
    白鸟正在做的，就是这样一种试探。
    他写作的出发点，是日本的具体生活，但他笔下的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国界：
    当工作被简化为「岗位」和「任务」，一个人如何在重复的动作里保持自己的尊严？
    当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支撑体系瓦解，一个人如何在孤独中找到与他人的连结？
    当城市把人压缩成匆忙的影子，一个人如何在短暂的停顿里，确认自己还活着？
    这些问题，在巴黎丶纽约丶首尔丶里约丶开罗————都以不同形式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相信，他的作品有能力在不同语言之间被传递。
    在世界文学的长河里，一个作家的名字最终会不会被记住，常常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是否对自身时代做出了诚实而深入的见证；二是他是否在语言上找到了与其他地方读者共鸣的频率。
    白鸟央真目前的作品，并不多。
    他还有许多书尚未写出，许多失败尚未经历，许多误解尚未面对。
    作为一个比他年长许多丶曾经犯过许多错误的作家，我不能替他走完这条路，也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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