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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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解决不了赔偿丶条约，也抵消不了爆炸里死去的孩子。写一百本书，也没法改变那个现实。
    但文学可以做别的事：它可以拒绝遗忘。
    它可以一次次把被简化成「历史事件」的东西拆开，还原成一个个有名字丶有脸丶有呼吸的人。
    我相信，这一点放在任何国家的文学上，都是成立的。
    站在这里，人们称呼我为「来自日本的作家。」
    这是事实。
    但如果仅仅停在这个身份上，我会感到不安。
    日本文学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在世界读者眼中有着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有人把它当成盛开在远处的樱花林，轻盈丶脆弱丶充满哀愁与空无；有人把它当成某种哲学的象徵，与禅丶空丶无常这些词划上等号；也有人借它来验证对这个国家的各种想像：军事化的过去丶经济奇迹丶技术与孤独的共生————
    而，在我的日常经验里，这些宏大的标签往往是无效的。
    我看到的日本是这样的：在乡村，老人越来越多，孩子越来越少；在城市，电车越来越准点，人们的脸上却越来越疲惫；电视里不断播放着各种娱乐节目，而夜深之后，独自喝酒的人越来越多。
    在这些具体生活里，「国家」这个词很远，真正贴在皮肤上的，是工作丶家庭丶不安丶疾病丶衰老，是那些你必须每天面对却很难向别人开口的困境。
    文学必须在这里做出选择：它可以服从「国家形象」的要求，成为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向世界展示一个经过美化丶剪裁的日本；它也可以背向橱窗，转身走向街道与房间，去面对那些不会出现在观光海报上的角落。
    我选择后者。
    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志向，而是出于一种本能：我对抽象名词缺乏信任，对具体的人和他们的处境更感兴趣。
    所以当别人问我：「你觉得日本文学的未来在哪里？」
    我说不出漂亮的一句话。
    我只能说：它不在任何宏大的口号里，它不在「民族的」「东方的」「后现代的」这些标签里，它只可能在一个个实际存在的生命里，在那些愿意用时间去倾听丶去描写这些生命的作家的笔下。
    如果我们以「国家代表」的期待来审视文学，往往会把视线固定在某些中心：政治中心丶经济中心丶文化中心。
    但是，在我的写作经验里，真正让我感到必须写下来的人，往往来自所谓的「边缘」。
    很多人都来自边缘，残疾的孩子丶被人指指点点的职业丶还有就是那种一提就被亲戚躲开的家庭。
    他们不伟大，但是他们都要活下去。
    这种努力，在我眼中，比很多宏大的口号更值得被记录。
    我一直觉得，文学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防止某些人被彻底「统计学化」。
    当我们只用「老人」「失业者」「残障者」「单亲家庭」这些词来谈论他们时，他们就变成了社会学报告里的数字，被视作问题或指标。
    而文学可以做的，是再一次把这些数字拆解成一个个有具体面孔的人：有他们喜欢的歌曲，有他们害怕的梦，有他们在公交车上望向窗外的一瞬间。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日本文学的期待，其实很简单也很严苛：它要敢于走向边缘，敢于与那些被视作「非典型」的人同行；它要拒绝把他们塑造成「象徵」，而是允许他们保持复杂丶矛盾丶甚至不讨喜；它要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裂缝，而不是匆忙用「和谐」「传统」「现代化」这些词去覆盖。
    这样的要求，对任何文学来说都不轻。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不是靠输出风景或怪谈，而是靠它对自身现实的诚实度。
    站在这个讲台上，我自然感受到「世界的目光」是有多么的沉重。
    许多作家一旦获得某种国际奖项，立刻会被要求承担两种相互矛盾的任务：一方面，他们要「代表本国文学」；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期待写出「世界都能读懂的故事」。
    这两种期待容易产生一种危险的折中：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写作，让它既保留一些「本国特色」，可以在封面宣传时当作卖点，又确保不至于太「难懂」，以免吓跑海外读者。
    文学就这样被迫进入一种市场逻辑，而不再是作家与自己时代对峙的产物。
    我并不否认市场的力量，也不否认翻译丶传播的必要性。
    但我想强调的是：当我们谈论「世界文学」时，最好不要忘记「世界」这个词本身的含义。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心，而是无数个地方的叠加，是无数个局部经验之间的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日本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它要削去自己的棱角，变成可以在任何机场书店被迅速消费的小甜点。
    反过来讲，它需要在保持对自身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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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大江健三郎诺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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