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1章我就是要做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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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天彪看到，红顶商人虽然有红顶做罩，但比他们这些无顶商人更具风险。红顶商人毕竟是公家的人，厂子是国家的，你的财富是要受到国家监管的。红顶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而他们这些私营业主，能弄到多少钱就可以弄到多少钱，肯定要自由得多。
    也许，这是私企老总比国企老总轻松和自由的地方。
    比如那个王效金，虽然在古井贡厂是一言九鼎，来钱也很容易，但厂子到底不是他一个人的。
    在进入古井酒厂之前，王效金曾在亳州双沟区老王庄插队，并先后在亳州机械厂、亳州工业公司工作，是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的人物。
    1987年8月任原亳县古井酒厂厂长之后，王效金开始了辉煌人生。在他的带领下，古井酒厂一路高歌猛进：1989——1996年，企业资产增长了18倍，利润增长了24倍。古井集团也由此成为国内知名大型企业，1999年，总资产已近百亿元。
    不为外界所知的是，伴随着企业的壮大，王效金这位酒界“巨子”大发“酒财”。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效金和四川省某酒厂厂长李某长达16年的“合作友谊”，并让自身收获了66万元人民币以及引发争议的55万美元。
    时光追溯到1991年下半年。当时，四川省某酒厂开始向古井酒厂供应浓香型散酒。为进一步打开古井市场并巩固与古井酒厂的业务关系，当年10月的一天，李某来到王效金的办公室，奉上5万元人民币，被其欣然笑纳。
    从此，王效金一发不可收，从李某处收取越来越多的金钱。王效金投桃报李，不仅在购买散酒业务、货款支付等方面为李某大开“绿灯”，而且主动关照李某。
    1999年3月，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在成都召开，王效金率团参加。交易会期间，王效金向李某透露古井集团即将转型生产酱香型白酒，并且只选定一家酱香型散酒供应商。李某当即表示希望成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供应商。不久，李某的酒厂被定为古井集团酱香型散酒的惟一供应商。为了感谢王效金的关照，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某来到亳州，再次送给王效金20万元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王效金在一次次收受贿赂的同时，也对李某较为提防。据了解，1997年上半年，因为担心私生活不检点的李某“口风不严”，王效金曾经“难得”地拒绝了李某送来的好处，由此引发了一次极富戏剧性的“变通”行动。
    据检方指控，1998年5月份的一天，李某和王效金达成口头协议：根据李某酒厂向古井集团供应的散酒数量，按吨计提好处费给王效金。李某还同王效金约定：计提的好处费先放在李某处，王效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拿走。考虑到王效金的儿子将来出国需要美金，李某提议将计提的好处费折算成美金，王效金表示同意。其后每年，李某都要将提成的具体数字告诉王效金，并数次提出要把钱给王效金。
    据了解，从1998年到2006年12月，李某应该提给王效金的好处费共计55.19万美金。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一直控制在李某手中，王效金从来没有“经手”一分一毫。其是否应纳入受贿范围，在庭审中引发了控辩双方的激烈争论。最终法庭如何定性，将对王效金量刑影响不小。
    起诉书还载明，除李某以外，王效金还与多名古井经销商、代理商往来密切，对他们在古井酒供应、结账、新产品开发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并因此屡屡获得“好处”。
    对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开报道曾宣称，王效金一直注重“弯下腰来做生意”，为主要客户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处处不失人格，不涉“好处”，以此融通工商感情。
    除白酒主业外，古井酒的包装材料采购、广告业务承揽，甚至房屋装修等每一个环节，都有行贿人为了感谢或者获得业务而向王效金行贿。时间从1991年10月持续到2007年3月间，而王效金无论是1万元还是数十万元都予以“笑纳”。
    1997年初，时任深圳某印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的戴某通过关系找到王效金，想做古井酒的包装业务。在王效金的安排下，当年上半年，深圳某公司开始为古井集团提供高档酒包装盒。1998年上半年的一天，该公司董事长张某和业务经理戴某来到亳州市，送给王效金港币5万元表示“谢意”。
    同年底的一天，为感谢王效金对公司印刷业务的支持，同时进一步扩大和古井集团的业务量，张某与戴某再次来到亳州，由戴某到古井集团王效金办公室奉上人民币20万元。
    据悉，从1997年到2004年，在王效金的支持下，深圳某公司与古井集团的业务量总共达到1.2亿元。在每年招标订购包装物时，王效金都和下属打招呼，要求多采购深圳某公司的包装物，并及时支付货款。在此期间，王效金总计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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