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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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而不以天下故俭其亲者，人子之心也；两者并行而各尽。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岂必唯父命之是从哉？况乎有固吝之心，而托之遗命以--之者，嬴政之自纵其恶，非胡亥之矫父命自饰也！秦殚天下之力以役骊山，穷奢戕民，洵无道矣。乃欲以崇侈虐民也。且秦之毒民而以自亡，岂但骊山之役哉？
    檀弓出于汉儒之杂记，有非圣人之言者矣。其曰“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见之也，封树云乎哉”？
    其恩者，过墓而欷歔；闻其风者，望阡而夫人不媿于天，不怨于人。死，天下知其死；葬，天下知其葬；怀忾想。即其不然，亦相忘于林峦之下。何所抱恨，何所含羞，而托鼠穴以深匿，欲人之弗知之邪？
    如其负大恶、施大怨，死而人且甘心焉，则不封不树，裒然平土，而操以椓之，犹易易也。故以知檀弓之言，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士庶人有财而得为，皆可致而无弗致也；况四海兆民之元后，父终母亡，终古止此一事，而为天下吝乎？
    丧礼之见于士丧者，且如彼其慎以周矣，遣车抗木，茵婴明器，空中人之产，士贫且贱，犹且必供；以此推而上之，至于天子，率万国以送其亲，而迪民以归厚，不可过也，而矧可不及邪？遗命虽严，在先君以自章其俭德，惟不朘削斯民、致之死亡，而已善承先志矣。
    若挟此为辞，吝财力以违可致之心，薄道取法于墨者，充塞仁义，其视委壑而听狐蝇之嘬食也无几，非不仁者，孰忍此哉？
    唐德宗葬代宗于元陵，诏从优厚，而令狐峘曰：“遗诏务从俭薄；不当失顾命之意。”不仁哉其言之乎！
    为人子者，当亲存之日，无言不顺，无志不养，没而无遗训之不奉，姑置此言焉可也。
    他不具遵，而唯薄葬之言为必从，将谁欺也？邪说诬民，若此类者，殆仁人之所必诛勿赦者与！
    四
    政莫善于简，简则易从。抑唯上不惮其详，而后下可简也。始之立法者，悉取上下相需、大小常变之条绪而详之，乃以定为画一，而示民以简，则允易从矣。
    若其后法敝而上令无恒，民以大困，乃苟且以救一时之弊，舍其本，而即其末流之弊政，约略而简之，苟且之政，上与民亦暂便之矣。
    上利其取给之能捷，下利其期会之有定，稍以戢墨吏、猾胥、豪民之假借，民虽殚力以应，而亦幸免于纷扰。于是天下翕然奉之，而刱法者遂自谓立法之善，又恶知后之泛滥而愈趋于苛刻哉！
    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夫炎亦思唐初租、庸、调之成法，亦岂繁苛以困民于旬输月送乎？自天宝丧乱以后，兵兴不已，地割民凋，乃取仅存之田土户口，于租、庸、调之外，横加赋敛，因事取办而无恒，乃至升斗锱铢皆洒派于民，而暴吏乘之以科敛，实皆国计军需，在租、庸、调立法之初，已详计而无不可给者也。举天下之田亩户口，以应军国之用，而积余者尚不可以数计。
    量其入以为出，固不待因出而求入也。因出以求入，吏之奸，民之困，遂浸淫而无所止。然一时丧乱之权计，有司亦乘时以破法，而不敢以为一定之规。民虽劳，且引领以望事之渐平，而输正供者犹止于其数也。
    两税之法，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于是而权以应迫者，皆以为经。当其时，吏不能日进猾胥豪民而踪指之，猾胥豪民不能日取下户朴民而苛责之，膏血耗而梦寝粗安，故民亦甚便也。
    非时非法之箕敛并于上，而操全数以待用，官亦甚利也。乃业已为定制矣，则兵息事已，国用已清，而已成之规不可复改。人但知两税之为正供，而不复知租、庸、调之中自余经费，而此为法外之征矣。
    既有盈余，又止以供暴君之侈、汙吏之贪，更不能留以待非常之用。他日者，变故兴，国用迫，则又曰：“此两税者正供也，非以应非常之需者也，”而横征又起矣。
    以此思之，则又何如因事加科，旬输月送之无恒，上犹曰此一时不获已之图，不可久者也；民犹知租、庸、调之为正供，而外之苛征，事已用饶，可以疾苦上闻，邀求蠲贷者也。唯据乱法以为法，则其乱不已。呜呼！苟且以图一时之便利，则其祸生民亦至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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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税之法行之数百年，至宋而于庸外加役焉，役既重派于民，而作辍犹无定也。至成化中，而朱都御史英者，又为一条鞭之法，于夏秋税粮之外，取滥派之杂徭，编于正供，箕敛益精，而漏卮愈溃。
    迨乎兵兴用棘，则就条鞭之中，裁减以输京边，而地方之经费不给，又取之民，而莫能禁制。英且以法简易从，居德于天下，夫孰知其为杨炎之续以贻害于无穷乎！
    夫立法之简者，唯明君哲相察民力之所堪，与国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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