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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享受单家独院的特别待遇，还掌握着全县绝大部分行政和经济资源。五个子女成家后各自单位也都享受了福利分房的优厚待遇。计划经济后期，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物质成果的不断显现，许多需要凭票供应的物质开始在体制外流动起来，特别是木料、钢材一类国家战略储备物质也开始争脱管制的枷锁，逐步走向双轨。土地所有权问题也有所突破，在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缝隙中，萌生了个人所有的资本嫩芽。
在这一背景下，催生了一个既不姓“社”，也不姓“资”的怪胎——“私房潮”，即在城乡结合部，非农人口挤占挪用农业人口的土地资源私建住房的一股潮流。没有掌握物质资源的城镇户口人员尚可把国家的紧俏物质搞到手，把受宪法严格约束的土地搞到手，手握全县经济、行政大权的杨老爷子在这一汹涌浪潮的冲击下，自然是顺手牵羊，“晚节不保”。
他一边享受政府分房的福利，一边享受南下干部的优待，也随大流参与了普通非农户口人的“建房热”。
地皮，不用签任何合同，也不用出任何租金，政府划拔的自家小院就是建私房的理想场所。建材等物质层面的准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杨老县长有没有想法。只要他有想法，设计部门，建设部门、物质部门、管理部门一众“国家队”都会蜂捅而至，组团上门服务。
改革开放开了“房”。修建私房，对于体制内依然享受着福利分房的群体来说，并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对于大杨家，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新建的房“谁来住”的问题。老大在常德，国营企业中管，没有必要住在汉寿，自然不需要分房。老二住在老爷子的“政府宿舍”，水电都有后勤专管，免费使用，也不必回家分房。老三家的姑爷掌管政府重要部门，直视这私房为“小杂屋”，当然也不会回来分房。老四和老五虽没有表态，但”沉默即同意”。先别管他谁住的问题，建起来再说。
老杨家建房虽然国家队、集体队等建设队伍在后面排着，但为掩人耳目，还是要自己出一部分钱的。
四哥和五妹愿出这个钱，年轻人，弄潮儿，目光长远些，不象大哥大姐们只见眼前的利益。所以，门前这栋小楼就分予了他们二人。
（姐姐打电话催妹妹要拆的屋就是这栋小楼。他们要拆了重新盖一座高楼。）
随着“政协副**黄再生动用防汛器材修建私房”的电视新闻不断发酵，清理整顿违规建私房的整风运动在全县铺展开来，“建房热”逐渐冷却。此次清理整顿的重点是党政机关，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建房问题。清理的程序是先个人申报，是否挪用公款？是否动用防汛物质？是否动用国家计划内物质？再由清理小组逐项核实。触犯刑律的追究法律责任，侵占国家资产情节较轻者，按市场价格补齐差价后登记发证，使其合法化。很显然，杨家小楼的情况属于后者，杨老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家乡解放后，随军南下接管解放区新政府工作，受党的教育醺淘和培养几十年，不可能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违规建房也是一时受了蒙蔽。退赔计划内差价理所当然。就这样四哥五妹补交了全部差价后作了私有财产登记，补发了房产证。
改革开房的浪潮，很快冲开了福利分房、特许建房的蕃蓠。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凡机关、企事业单位所有福利分房、政府特批优待房，一律折旧后由住房人出资购买，并登记发证。
杨金枝作为政府官员夫人，敏锐地嗅到了未来经济大潮将席卷房地产行业的势头。她向老爷子提出了老宅子的瓜分要求。遭到老头子的断然拒绝。
“这里的房子没你的份！”老头子没有好脸色。
“怎么就没有我的份？难道我不是你亲生女儿？”
“当初叫你们报名时，你们不愿参与，后面退赔，也不是你们出的钱。你们这么宽裕，要这‘杂屋’干什么？”
“前面的楼房我不要，后面的矮杂屋我也有份。”原来，杨金枝看重的并非这栋小楼，而是这个院子，矮屋的后面还一块菜园子，不，应该说是一块看得见的正在发光的金子。
“这个矮屋是你二哥的，没你的份。”老头子毫不留情地说。
“你把政府分的房给了二哥，又要把这栋给他，他要占几套哟？”杨金枝质问老头子，老头子一时语塞。
“你要怎样？”老头子拧不过大女儿，看大大姑爷同朝为官的面子上，也不好跟她翻脸。
“办证的钱，我出。房产证我拿着，这个院子有我的一份，就这么简单”。
老头子无可奈何地坐在客厅里，一股劲地抽着闷烟。
杨金枝如终于愿以偿地拿到了《房产证》，手一摆，扬长而去。
老头子病了，住进了医院。突然发现，他平时最关心的人一个也不来看他。忙前忙后，围着他转的都是平时关注最少，也最不上心的几个人：阁儿和他爹，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