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一别经年未得归王端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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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鼓励她写诗，鼓励她画画，鼓励她做她想做的事。
    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诗词，互相唱和。王端淑写了诗，第一个给丈夫看；丁圣肇写了诗，第一个给妻子看。有时候意见不合，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心有灵犀，两人相视而笑。
    王端淑在《寄外》中写道：
    “一别经年未得归，梦中犹自忆庭闱。不知郎主诗成未，寄与秋鸿趁月飞。”
    “不知郎主诗成未”——她不知道丈夫的新诗写好了没有。“寄与秋鸿趁月飞”——她想让秋天的鸿雁，趁着月色，把诗寄给她。这首诗写得情深意切，既有对丈夫的思念，也有对诗歌的热爱。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她错了。
    三、国破家亡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同年，清军入关，定鼎中原。
    王端淑的父亲王思任，当时正在家乡山阴闲居。他听到这个消息，悲痛欲绝，绝食数日，以示抗议。他在壁上题诗一首，其中有“吾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之句，表达了誓死不降清的决心。
    王思任不仅自己坚持气节，还写信给在绍兴监国的鲁王，建议他重用抗清志士，恢复大明江山。可鲁王昏庸无能，听信谗言，排挤忠良。王思任失望至极，回到家中，闭门不出，每日只是读书写字，借酒浇愁。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攻陷杭州。王思任听到消息，知道大势已去。他拒绝剃发，拒绝降清，绝食数日，最后在悲愤中去世。
    王端淑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哭得昏了过去。她知道，父亲是被清朝气死的，是被这个亡了国的天下气死的。她恨清朝，恨那些投降的汉奸，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可她一个女子，能做什么呢？
    她只能写诗。在诗里，她可以骂，可以哭，可以恨，可以为父亲招魂，可以为故国招魂。
    她在《哭父》中写道：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国破家亡，父兮殉节。儿虽女子，心同金石。誓不降清，以继父志。”
    “誓不降清，以继父志”——她发誓不投降清朝，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不是一句空话，她真的做到了。她一生不剃发，不穿清装，保持着明朝的衣冠和发式。在那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政策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的哥哥王端麟，也是个抗清志士。他参加了鲁王的军队，在浙东一带与清军作战。后来兵败被俘，宁死不降，被清军杀害。
    王端淑听到哥哥的死讯，又一次哭得昏了过去。她哭着说：“父亲殉国了，哥哥也殉国了。我们王家，满门忠烈。我虽是个女子，也不能辱没了王家的门风。”
    她说到做到。她一生以明朝遗民自居，不与清朝的官员来往，不参加清朝的科举，不接受清朝的封赠。她只是一个女人，可她的骨气，比那些投降的汉奸强一万倍。
    四、逃难
    顺治初年，江南战火连天。
    清军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诸暨地处浙东，正是清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丁圣肇觉得不能再待在诸暨了，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往乡下。
    王端淑收拾好行李，把最重要的东西——她的诗稿、书籍、笔墨——装进一个木箱里，自己背着。她不让别人帮忙，她说：“这些是我的命。命，怎么能交给别人呢？”
    逃难的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他们从诸暨出发，一路向南，穿过山间小路，躲过溃兵和土匪，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一路上，他们看到了无数的惨状——被烧毁的村庄，被杀害的百姓，被遗弃的孩子，饿死在路边的老人。王端淑不忍看，可又不得不看。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记在诗里，作为对那个时代的控诉。
    她在《避乱》中写道：
    “烽火连天起，干戈动地来。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白骨蔽荒野，青磷照夜台。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
    “千家尽蓬蒿，百里无鸡豺”——千家万户，都长满了荒草；百里之内，连鸡和豺都没有了。人没了，动物也没了，只剩下白骨和青磷。“何时见天日，一扫旧氛埃”——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天日，把这片污浊的世界打扫干净？
    她不知道答案。她只知道，她必须活下去。为了父亲，为了哥哥，为了丈夫，为了孩子，为了那些还没有写完的诗。
    他们逃到了会稽山中，找了一间破旧的茅屋，暂时安顿下来。
    山中的日子，清苦而平静。
    没有米，他们就挖野菜；没有盐，他们就吃淡的；没有油，他们就用水煮。冬天冷得像冰窖，他们就挤在一起取暖；夏天热得像蒸笼，他们就坐在树下乘凉。
    可王端淑没有停止写诗。她坐在茅屋前，对着青山，对着白云，对着山间的溪水，一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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