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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定比日记上写的更多。他这十三年的监视记录，是谢明远和‘老师’集团罪证的关键链条。而且，他是母亲最信任的人，是友非敌。我们不能让他落在谢明远手里。”
“我明白。阿九和沈警官都在动用各自渠道全力查找。另外，”陈烬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密封的证物袋，里面是几张从金属盒里拿出来的、更小的、折叠起来的纸张，“在盒子的夹层里，我还发现了这个。是密码写的，阿九正在尝试破译。初步判断，是某种名单，或者……地图。”
林晚接过证物袋，隔着塑料膜，看着上面那些用极细的钢笔写下的、排列整齐但毫无规律的字母和数字组合，眼神更加锐利：“尽快破译。这可能是母亲留下的另一条线索，关于‘观星’项目其他参与者，或者……‘种子’节点更精确的位置。”
“是。”陈烬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那本日记……你看了多少？里面关于谢明远……”
“我看了一部分。”林晚重新将目光投向日记，手指缓缓翻动泛黄的书页，“前面大部分是琐事。但从1985年，也就是‘观星’项目启动前后，内容开始变化。她记录了项目的初衷——‘通过大数据预测社会行为，优化公共政策’。也记录了团队的兴奋和理想主义。但很快，她开始感到不安。”
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给陈烬看：
“你看这里，1987年秋。‘老谢（谢明远）今天提出了‘情绪干预’的设想，说可以通过特定信息投放，在群体中制造‘可控的焦虑’或‘短暂的亢奋’，以测试社会韧性。赵东明和王学明很支持。我反对，认为这违背了研究伦理，也超出了项目范围。老谢很不高兴，说我是‘妇人之仁’，‘不懂科学进步需要代价’。争执不欢而散。’”
她又翻了几页：
“1992年，‘观星’项目升级为部委重点。‘老谢的野心越来越大。他私下里组建了一个‘隐门’，吸收了赵、王，还有几个当年项目里比较激进的研究员。他们开始接触一些境外的‘社会学研究机构’，资金来源复杂。我提醒他注意风险，他反问我是不是‘怕了’。我觉得，他变了。不，也许他一直是这样，只是我以前没看清。’”
“1995年，项目被叫停。‘果然出事了。数据造假，伦理违规，还牵扯到一桩境外资金非法流入的案子。老谢被开除公职，赵东明和王学明也受了处分。但老谢似乎并不在意，反而有种……解脱感。他说，在体制内束手束脚，不如出来自己做。他邀请我加入他的‘新事业’，我拒绝了。他很失望，说我会后悔。’”
林晚的指尖，停在一页日期标注为“1998年冬”的日记上，那里字迹有些潦草，透着一股压抑的恐惧：
“‘他又来找我了。带着赵东明。他们说，‘观星’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叫‘天眼’。他们已经有了初步的技术模型，可以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监控特定人群的通讯、消费、甚至情绪波动。他们说，这是‘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是为了‘构建一个更高效、更稳定的社会秩序’。他们说，需要我的心理学专业知识和在学术界的人脉。我再次拒绝，并警告他们这是犯罪。老谢看着我，眼神很冷，说‘清如，你知道得太多了。但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北京，带着晚晚，永远不要再回来，也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些事。否则……你知道后果。’”
“‘我知道后果。但我不能走。国栋的公司刚刚起步，晚晚还小。而且，我走了，他们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了。我必须留下来，我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记录，只是等待。我把晚晚托付给老秦（秦卫国），他是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老秦让我放心，说他会用他的方式保护晚晚。我把瑞士账户的密钥和一部分设备交给了他，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或者晚晚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危险，就用这些东西联系我，或者……直接保护晚晚。’”
“‘国栋……他最近和谢明远走得很近。谢明远似乎在有意拉拢他，用一些商业合作和前景诱惑他。我提醒过国栋，谢明远不可信。但国栋说我想多了，说谢明远是学者，是能人，跟他合作对公司有好处。我们吵了几次。我感觉，谢明远在离间我们。他在用国栋，也在测试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希望有一天，晚晚能看到，能明白……她的母亲，不是一个懦弱的、只会跳楼的可怜虫。她的母亲，曾经试图战斗过，哪怕……失败了。’”
日记到这里，后面有大段的空白，然后就是零散的、记录日常和心情的段落，直到2008年春天，那些关于“不安加剧”、“感觉被监视”、“国栋行为异常”的记录，以及最后那句“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父亲”的绝笔。
林晚合上日记，闭上眼睛，感觉胸腔里那股冰冷坚硬的岩浆，终于冲破了冰层，化作了滚烫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