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旧尘难拂与斯文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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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旧尘难拂与斯文存续(第1/2页)
    一
    民国肇建，五色旗初升，江西义宁西山的岁月，却仿佛凝固在另一个时空刻度里。陈三立自清帝退位诏书颁下之日起，便不再使用宣统年号，亦不书民国纪年，只以干支或时令节气标注诗文稿件。对于这个崭新的“共和国”，他保持着一种复杂而矜持的疏离。
    在他眼中，这场革命固然推翻了腐朽不堪的满清朝廷，但仓促建立的民国政府，内里依旧是旧官僚、旧军阀与新进革命党人混杂的混合体。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爆发、袁氏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将“共和”的光环击得粉碎，露出内里依然是独裁专制、权力倾轧、武人干政的残酷底色。
    “共和共和，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一次，沈曾植来访，谈及近来时政，忍不住拍案痛斥，“袁项城之心，路人皆知。所谓议会、约法，不过其窃国权柄之装饰。可叹孙、黄诸君，流血革命，竟为他人作嫁衣裳！”
    陈三立为他斟茶，神色平静中带着洞悉世情的冷峻：“子培兄不必过于激愤。袁氏之为人，戊戌年便已看清。其能出山逼宫，又能挟革命之势以自重，手腕心计，确非常人。革命党人理想高远，然书生论政，空言多于实绩，组织散漫，又无强固武力为后盾，失败亦是必然。如今南北名义虽统，实则暗流汹涌，国基未固。我辈放废之人，冷眼观之可矣。”
    话虽如此，他内心并非全无波澜。民国二年（1913年）秋，原湖南巡抚、民国初年曾任内务总长的熊希龄（秉三）组阁，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其中不乏梁启超等昔日维新同道。熊希龄曾致信陈三立，言辞恳切，邀其出山，或主持某文化机构，或担任顾问，为共和建设贡献智识。
    陈三立展读来信，沉吟良久。熊秉三是湖南新政旧友，情谊非浅。信中所谓“共和初建，百废待兴，尤需老成硕学，扶掖文教，维系人心”，亦非虚言。然而，想到父亲陈宝箴戊戌后被黜、郁郁而终的往事，想到自己“永不叙用”的诏命虽随清亡而失效，但那段创痛早已深入骨髓；更想到如今政坛依旧是袁世凯翻云覆雨，所谓“人才内阁”恐难有作为，出仕不过徒增烦恼，或竟沦为点缀。
    最终，他提笔回信，婉言谢绝：“……三立山野散人，疏慵成性，于新政体、新学术懵然无知，实难适应时需。且衰病侵寻，志气消磨，唯愿老死丘壑，课子读书，了此余生。秉三兄抱负宏伟，任重道远，望善自珍摄，为国为民，多做实事。弟遥祝而已。”
    信寄出后，他对长子陈衡恪叹道：“熊秉三心意虽好，然此非出山之时。庙堂之上，依旧是虎狼之地。我等经历过戊戌惨变之人，更当知‘苟全性命于乱世’之理。况且，”他望向书架上父亲遗像，“我陈氏家风，清介自守。既已绝意仕途，便当一以贯之。诗书传家，未必不是报国之道。”
    陈衡恪已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毕业，因学业优异，受聘回南昌某新式中学任教美术与国文。他理解父亲的选择，亦决心在教育事业上安身立命，同时继续精研书画。父亲的坚守，对他而言，是一种人格的示范与精神的依托。
    这一时期，陈三立的诗作愈发沉郁苍劲，将家国沧桑、身世飘零之感，与对自然山水的静观体悟，熔铸得浑然一体。他写山居：“乱峰围古屋，野水蚀残碑。独立苍茫际，何人识此悲？”他感时：“新亭涕泪山河异，故国烟霞草木深。莫向残阳温旧梦，寒鸦数点噪空林。”字里行间，既透露出对前朝的复杂追忆与对现实的冷眼旁观，又蕴含着一种超越具体政治兴废的、对文化命运与人生意义的永恒思索。
    诗名日隆，“同光体”领袖的地位愈加稳固。四方慕名求诗、请序、请教者络绎于山道。陈三立对真心向学者，总是耐心指点；对附庸风雅、借其名望者，则冷淡疏远。他的精舍，成了民国初年一片独特的文化飞地，吸引着那些在新时代里感到失落或依然眷恋旧学的人们。
    二
    陈寅恪因脚气病加重，提前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他求知的渴望强烈。接着，他又在他三舅俞明颐和江西省教育司个人和官费资助下留学欧美，先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主攻语言文学、梵文巴利文、东方古文字学。在他多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国内时局已发生巨大变化。他取道上海返回。他没有立刻回西山，而是应北京某学术机构之邀，暂留北平，参与一项古籍整理项目，同时考察北方学界状况。
    此时的北平，虽已非帝都，然文化积淀深厚，新旧学人汇聚。陈寅恪先后拜访了王国维、罗振玉、柯劭忞等硕学通人。这些前辈学者，或精于甲骨金石，或长于西北史地，或邃于经学小学，其治学方法虽各有侧重，但皆重视实证，功底扎实，给陈寅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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