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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各国藩属时，已经是五月底了。
最先赶到的是朝鲜使臣。朝鲜国王李珖得到丧报后，当即在汉城王宫设了灵堂，亲自祭拜，又派了正使朴成武的儿子朴永哲带着祭文和贡品，星夜兼程赶往京城。
朴永哲到京城那天，天正下着细雨。
他穿着素白的丧服，在午门外递了祭表，然后由礼部官员引着进了太庙。
他在崇祯的灵位前磕了三个头，展开祭文，用朝鲜语念了一遍，又用汉语念了一遍。
祭文不长，措辞沉痛，末尾写着“朝鲜国王臣李珖，顿首再拜，伏惟太上皇帝陛下，神归九天，德昭万世。臣世代受大明庇佑，永世不忘”。
念完之后，他把祭文放在灵前的供桌上，又磕了三个头，才退了出去。
琉球使臣是在朝鲜使臣之后到的。琉球国王尚泰派了他的儿子尚文带着祭文来京。
尚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长得清瘦，举止文雅。
他在灵前磕了头，念了祭文，然后把带来的贡品——一批琉球特产的香料和珊瑚——交到礼部。
他在京城住了五天，每天都去太庙上一炷香，然后回到会同馆，在屋里坐着，不外出走动。
有礼部的官员去拜访他，他说：“太上皇是大明的柱石，也是琉球的靠山。太上皇在时，琉球不受外侮。如今太上皇走了，琉球上下都很不安。”
礼部官员安慰了几句，他也没有再多说。
安南、暹罗、缅甸的使臣也陆续到了。
安南使臣带来了安南国王阮福时的祭文，用的是汉字，措辞恭敬。
暹罗使臣带来了暹罗国王拉玛四世的祭文，用泰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礼部的人把汉文那一份读了，泰文那一份存档了。
缅甸使臣带来的祭文写在象牙片上，边缘镶着金粉，看起来很贵重。
那些使臣在灵前磕头时，磕得很认真，额头贴在石板上，好一会儿才抬起来。
西域的几个小国也派了人来。哈密、吐鲁番、于阗的使臣，虽然路途遥远，可他们在得到消息后还是赶来了。
他们的祭文写得简单，有的甚至只有几行字，可字里行间透着诚恳。
哈密使臣在灵前磕头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了句“大明皇帝，好皇帝”，礼部的官员点了点头，没有纠正他。
西洋各国的使臣来得比藩属国晚一些，因为他们离得更远。
最先到的是西班牙使臣阿尔瓦罗。他在京城住了快十年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朝中不少官员都有往来。
崇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他当天就去了礼部，递了吊唁的帖子。
第二天，他穿着黑色的丧服，在太庙灵前磕了头，用汉语念了一篇简短的悼词。
悼词是他自己写的，大意是“大明太上皇帝，是东方的伟大君主。他的时代，是大明最繁荣的时代。西班牙与大明，虽远隔重洋，然商路相通，情谊相连。今闻崩逝，不胜哀痛”。
念完之后，他对着灵位鞠了三躬，退了出去。
葡萄牙使臣、荷兰使臣、英国使臣也陆续到了。
英国使臣是个四十来岁的商人，叫约翰·史密斯，在澳门住了好几年，会说一些汉语。他在灵前磕了头，念了一篇不太通顺的悼词，末尾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句“愿太上皇安息”，礼部的官员憋着没笑出来，可也没有为难他。
法国和德国的使臣来得最晚。法国使臣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带着一封法国国王的亲笔信，信里表达了哀悼和慰问。
德国使臣带来了一幅画像，说是德国画家根据传闻画的崇祯的像，画得不太像，可礼部的人还是收下了，挂在了会同馆的墙上。
那些西洋使臣在京城住了几天，每天派代表去太庙上一炷香。
他们私下里也在议论——太上皇活了快一百岁，这在西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有人感叹说：“东方的皇帝，寿命比我们国王长得多。”
有人接话：“他们的国家太稳了。皇帝老了退位，儿子接着干，天下不乱。”
第三个说：“要是我们那边也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了。”
京城的百姓对崇祯的感情，比朝中那些大臣们更朴实。
他们不知道崇祯年轻时候经历过什么，也不知道他在煤山上吊那件事，更不知道他后来退位当了太上皇之后具体干了些什么。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太上皇活了一百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不差。
粮税不算重，徭役不算多，日子过得下去。这就够了。
消息传到民间那天，城南一个卖豆腐的老汉在铺子门口站了很久。
他放下手里的活计，在门口挂了一块布，又点了一炷香。他旁边卖菜的赵大叔看见了，也回屋翻出一块布挂上。
然后是隔壁的杂货铺、对门的裁缝店、巷口的茶馆。不到半天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