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天下熙熙为何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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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后，吏部主持的会推在东阙门内召开，吏部尚书李默坐在首位。
    首先是吏部文选司主事手执说帖，向参加会推的官员们介绍本次会推的情况，如官缺、堪任官吏等情况。然后就是吏部堂官开始介绍本次会推的堪任官吏情况并且加以评价。
    最后就是吏部文选司郎中手执堪任帖，对参与会推的官员们的意见加以记录。
    李默作为吏部尚书，当然是首先发言，礼部尚书在嘉靖朝是非常重要的，嘉靖朝的阁臣，大多都是从礼部尚书入阁的，无论是夏言、严嵩、徐阶都是如此。
    大明的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侍郎佐之。礼部尚书作为礼部的最高长官，设置员额为一员，主要兼总条贯礼部事务，礼部下设四司的属官有所疏请，则各举其职事以质于尚书而受其成。
    按理说礼部尚书虽然清贵，但是实权并不大，远不如兵部、户部有油水。但是在嘉靖朝，礼部尚书可比吏部尚书都吃香。
    明初废丞相，升六部分理国政，互不相侵。直至成、弘间，六部仍以吏部独尊。张璁在嘉靖初年曾说:“内阁、吏部、礼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吏部此时仍位前于礼部。而这一局面在“大礼议”以后却彻底扭转，礼部及礼部尚书之地位尊崇，一跃与吏部持平甚至有所超越，不仅其参政范围有所增加，而且有11位礼部尚书入阁，在嘉靖所任命的24位阁臣中占几近一半的比例，还有4位当上了首辅。
    在嘉靖朝以前，吏部长卿不仅居九卿之首，在朝中威望甚至可能超越阁臣，如历任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吏部尚书蹇义，位高势重的内阁“三杨”都要与其共论国事。天顺年间，明朝首位内阁首辅的李贤，凡事也要与吏部尚书王翱合议而行。这种局面在嘉靖年间得以彻底扭转，如李时、夏言、严嵩、徐阶等受帝宠眷深、柄政时间长、且居百僚之首的首辅，皆出自礼部。嘉靖也一再强调：“邦礼重任，方切委用，礼官之掌，系重任。”
    嘉靖为什么这么重视礼部尚书？根源还是在大礼议上，“大礼议”初兴之时的反复与曲折，特别是杨廷和去职以后，领导群臣议大礼的主要是礼部尚书，这让嘉靖意识到礼部官员配合的重要性，张璁、桂鄂复以群臣宁忤天子，不敢忤礼臣之说耸动朝廷”。
    嘉靖通过牢牢控制礼部尚书的人选任命，以控制礼部来获得支持。席书是嘉靖亲选的首位升任礼部尚书的大礼新贵，席书之上任，正是议礼双方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对席书等大礼新贵的重用，至少传达出两个信号:其一嘉靖决心要改弦更张，用新贵对抗旧臣;其二是对议礼新贵的追随所冒的政治危险有一个交代。
    特殊之政的需要是嘉靖朝重礼部尚书的另一原因。在大明的政治体制中，皇帝的决策权在内阁制下得到了绝对的体现，嘉靖朝大行密疏政治，皇权决策权的绝对性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礼部尚书因为与嘉靖的特殊关系就更为得到重用。
    凡是能够被嘉靖任命为礼部尚书的，无一不是嘉靖的亲臣、信臣。
    自藩王入继大统的嘉靖致力于打破孝宗、武宗一脉的原有政治秩序，强化自己的皇权，树立新皇权权威。“大礼议”既是一个必然的契机，又是试金石。朝中旧臣在大礼议中的不配合态度，都让嘉靖感到异己政治力量过于强大，而自己所任命的这些这些礼部尚书，对嘉靖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礼部尚书成了嘉靖争大礼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续礼制改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嘉靖独重礼部尚书，就是通过重礼臣甚至将其引入内阁，一方面达到让俯首顺从的礼部尚书成为嘉靖朝内阁体制外的辅臣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在亲己的礼部尚书和内阁首辅对抗时让两者进行斗争以取得均势的效果，这可能是嘉靖既树立内阁权威而又使其牢牢为己所控的政治目的，也是嘉靖皇帝打击孝宗—武宗一系政治势力以后欲达到的最完善的政治格局。
    李默很清楚，礼部尚书在朝中威望荣宠，并非因礼部尚书之职权的变化，而是礼部尚书因特殊政治需要保持着与皇权的特别亲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历史上吏部尚书独重的格局。礼部尚书易于入阁，间接地因内阁地位而提升了整个礼部的地位。而这样的变化是嘉靖礼制改革特殊要求下内生出来的必然结果，礼部尚书乃至阁臣的所有荣宠均来自于皇权，既可以赋予，又可以随时收回，因此地位越尊、宠望越多，对皇权的依附性也就越强。
    礼部既相对于六部地位得以提升，尤其首辅，俨然宰相;同时对于皇权而言又约束力全无，随着礼部尚书一一入阁，其逢迎嘉靖的惯性也被带入内阁，内阁完全成为了皇帝的附庸，以首辅为代表的阁臣，以绝对的顺从来固位希宠，保有自己的禄位。
    而且嘉靖朝的礼部尚书晋升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例，嘉靖朝实际任职的礼部尚书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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