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1章朋党重事君臣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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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的言论，其实是说了王锡爵等重臣们都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随着心学的大肆传播，确实造成了这种所谓的人心不齐的现象，尤其所谓的士林清议，完全成为了这些所谓的士人胁迫朝廷和皇帝的工具，这点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但是朝廷上一向没有人敢公开将此事挑明，虽然王锡爵等人也曾经暗示过此事，但是他们也不敢明说。
    因为朱载坖本人的态度尚且不明确，而且即便是现在，在朝廷之上心学出身的官员也还是不少的，而且朱载坖和心学还是有一些渊源的，在世宗朝时，欧阳德等心学大佬就一直坚定的支持朱载坖。
    还有徐阶、李春芳等心学大佬，也都和朱载坖关系密切，朱载坖一度和心学的关系是很好的，所以即便是王锡爵等阁臣，在朱载坖没有明确表态之前都不敢对心学加以指责。
    但是现在李贽直接就将这个盖子揭开了，当然立即遭到了很多心学出身的官员上疏弹劾，他们认为李贽是出位妄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求朱载坖严惩李贽。
    但是朱载坖祭出不报大法，对于这些奏疏疑虑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会，这下朝廷上下都明白了朱载坖的意思，朱载坖对于李贽的奏疏没有予以处理，而对于这些上疏弹劾李贽的，朱载坖也直接不报，这就说明了这次朱载坖的态度了。
    李贽自然是很清楚其中的意思的，李贽当即上了第二本，内容比之前的更加劲爆，李贽在奏疏中主要是指出了现在所谓的公论和朋党的关系。
    李贽在奏疏中指出：“纠劾移于下，而君德非所独任，故诡随忿戾，迭相进退，而国是大乱，则广之适以废之。党人交争，劳臣掣肘，将谏官之设，以谏下而非谏君乎？拂其立谏之经，而予以谮言之径，乃至佥人游士献邪说以为用人行政之蝥贼。不专不慎，覆轨已昭，后世尚知鉴哉！”
    现在在大明，随着教育的普及和各种报纸的增加，士绅阶层发声的渠道增加了之后，加之科道权力的扩张，使得朝廷行政衙门的权威直线下降，加之本朝出于出于控制官僚系统的目的，有意造成官僚系统部门之间的互相监督制约
    的局面，所谓同级衙门之间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上下级衙门之间则是内外相维，可否相济，各种衙门犬牙相错，因此谏官的职责不在谏君，而重在对官员的监察。这样造成了整个大明行政官僚机构的分裂，也使官僚机构成为众矢之的，臣民皆可对官僚机构的行政提出意见，其权威大为削弱。朋党之兴，亦在所难免。
    李贽在奏疏之中直接指出，应该严格维护大明朝廷和各级官府的权威，通过从上到下的决策机制来解决各种问题。他认为，公论应该是朝廷之柄，由皇帝和阁部重臣论道来决定政策和舆论导向。若公论持于下，将威胁朝廷的权威而使朝廷失去对于地方控制权。
    所以李贽在奏疏中说道：“公论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闻其恶，外臣未受其伤，而台谏争之，大臣主之，斥其奸而屏逐之，则臣民安于下而忘言，即其击之不胜，而四方犹静处以听，知朝廷之终有人而弗难澄汰也。如是，则不保国之无奸邪，而四海无争衡之祸。公论之废于上也，台谏缄脣，大臣塞耳，恶已闻于天下，而倒授公论之柄于外臣，于是而清君侧之师起，而祸及宗社。”
    对于现在大明的这种现状，李贽和王锡爵的看法是一致，就是要一议论，按照原本大明的制度，是用科道来制约各级官员，防范他们形成藩镇，所以给予科道的权力很大，既是监察机关，也是议论机关，这就必然导致科道侵夺行政权力，这是朱载坖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朱载坖决定建立咨议机关，将议论的职能划归给咨议机关，而科道只能够专司监察，限制其权力，从而达到上下相亲，天下之势乃固目的。
    内阁首辅王锡爵也上疏对李贽予以支持，王锡爵也认为朝廷并不是要杜绝议论，而是要将议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王锡爵在奏疏中陈奏道：“大臣坐论，日侍于燕间；谏诤有官，各责以言职。非是者，虽或兼容并包，而必厚防其生事启衅之伤。自匪佥人，恶有舍闺门子弟之职，置四民耕读之恒，弃官守慎修之纪，旦揣夕摩，作为皦皦炎炎之论，以动人主，而侥幸显名之与厚实哉！”
    对于这些到处散布各种议论的人，王锡爵认为他们绝对是心怀叵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乃是圣人教诲，皇帝和朝廷只要修身自好，对于小人之利病，国事之得失，触之而自知，并不需要汲汲于求谏广听。
    言论过分的扩张，使得各种言论都在朝廷上加以商讨，反而使得朝廷无所适从。
    王锡爵在奏疏之中说道：“国有大事，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后谏臣任之；谏臣不能言，而后群工下至士民，皆可奋起而言之。若夫群然竞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后，则首其议者，盖亦诚出于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问从违，喧争不已，则其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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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71章 朋党重事君臣忧（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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