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0章朋党重事君臣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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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载坖略一思考之后，命令严绍庭将这些事情再详细查明之后上奏。
    而在朝廷上下，针对朋党的打击也在首辅王锡爵的领导之下开展了，其实大明官员都是很清楚朋党最大的来源是哪里，就是学校，只不过之前朝廷以兴学作为主要的政策，除了严厉禁止私自讲学之外，对于其他的事情管理相对比较松懈。
    但是这次朝廷对于学校肯定是严厉加以管理的了，王锡爵指令学部，制定规矩，禁止生员妄议朝政，按照学部所制定的规则：“往来相引，议论他人长短，因而交结为非；在校生员，或千数之广，或七八百人以为中，或百人以为下，体知有等无志之徒，往往不行求师问道，专务结党恃顽，故言饭食污恶。是后如有此生事者，具实奏闻，令法司枷镣禁锢，终身在学役使，以供生徒。”
    内阁和部院主要是打击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防止有些学生借言事而谋求科举之外的进用之路，打乱正常的仕进规则；二是士大夫学生聚集一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若不加以限制，势必会对官僚系统带来强大压力，进而影响朝政。
    学部左侍郎吕坤也上疏称：“学校诸生非吏也，所习不尽刑名比详。虽习之，犹未从政，辍业不修，以干当途之善败，则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恶，不尽当官成，又不与齐民同志。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徧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长，宜重法绳之。”
    朱载坖当即予以御批：“着该部与法司详议，订立条款，使生徒知朕非不教而诛也。”
    而大学士王家屏也上疏，他认为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止争，现在朝廷上下争辩不断，正如宋之故事，这种不断的争辩最终必然会演变为朋党。
    所以王家屏在奏疏中说道：“大臣不能持之于上，乃以委之于群工，于是而争者竞起矣。其所争者正也，乃以正而争者成乎风尚，而以争为正。越职弗问矣，雷同弗问矣。以能言为长，以贬削为荣，以罢闲为乐，任意以尽言，而惟恐不给。乃揆其所言，非能弗相刺谬也；非能弗相剿袭也；非能无已甚之辞，未然而斥其然也；非能无蔓延之语，不然而强谓然也。挢举及于纤微之过，讦谪及于风影之传，以激天子之厌恶，以授群小之反攻，且跃起而自矜为君子，而君子小人遂杂糅而莫能致诘。”
    王家屏的看法是很简单的，这种所谓不断斗争，是没有所谓的小人、君子的，对于朝廷来说，这样的争辩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必须要予以杜绝。
    而罗万化、陈于陛也向朱载坖上疏，明确指出现在士人和官场风气的三大弊端，好道学之名、好气节之名和好文章之名，其中对于朝廷来说最要命的就是好气节之名，这也是朱载坖多次打击过的事情。
    陈于陛在奏疏中陈述道：“世尚气节，则以气节为名。自清而浊人，自矜而屈人。以触权臣为高，以激君怒为忠。行政非有大过，必力争之；任人非有大失，必力去之。相援相攻，其徒蜂起而为之助。不胜，则窜于远方，杖于阙下，磔于都市。天下之士闻之，益高其义，莫不鼓行而往，愿为之继也。此则朝廷之大患，朋党之源流也。”
    这点确实是极为重要的，本朝从弘治以来，士风就日益不正，好争斗，尚搏击，一点小事，就要整的整个朝廷鸡犬不宁。
    这种风气，无疑是激化政治矛盾的重要原因。在这种风气作用下，官员们都倾向于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强调自己立场的正义性和坚定性，并以此进行政治动员，结成团伙、朋党去抗争，往往使得斗争双方骑虎难下，形成零和博弈的态势，这将加剧大明官场之中中各种势力、集团的分化和冲突。
    罗万化也在奏疏中说道：“昔之学者，学道者也；今之学者，学骂者也。矜气节者则骂为标榜，志经世者则骂为功利，读书作文者则骂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骂为欲吏，逊志骂其学误主，为官骂其党亡国。相讼不决，以后息者为胜，此朝廷何以行政，圣主何以治国？”
    这些官员士绅们虽然研习同样的圣人经典，但这并不会减少其内部的分歧，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同心协力的群体，在他们内部存在着门第、地域、官阶、学问高低等差别，并据以形成派系、朋党，这些差别的存在加上好名之风的推波助澜，将加剧整个士大夫集团的分化，并瓦解大明朝廷的权威和控制力。
    而奉诏到京师知贡举兼任制科主考的李贽也上来参团，不过这兄弟一上来就直接把事情给整大了，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王学，他认为朝廷之所以出现现在的情况，和王学泛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学的良知之教肯定了个体判断是非的能力，但是对于个体之间如何达成意见的统一却并没有指示路径。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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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70章 朋党重事君臣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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